延续这一思路，新托马斯主义者马里旦曾指出，人格的基本特征便在于其尊严性，即他超越一个物，超越物质的个体性成分，而成为精神性的尊严存在。

朱孝清教授指出，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部分丧失使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失去制度刚性，导致诉讼监督软化。关于合宪性解释方法的运用，我国学界一般引用瑞士学者坎佩舍 （E.Campische）和米勒 （N.Müller）的观点，认为其具有三种面向。

韩永红:《我国法律体系中的行政检察监督权》，载《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由此产生了我国检察机关职权的性位疏离命题。张翔:《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其次，检察机关可以运用作为保全规则的合宪性解释方法来适用宪法。[xxxii]《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 （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116页。

监察机关在履行监察权的同时，也必须接受来自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对二者的相互监督作适当的宪法设计，既保证监察机关独立高效地履行反腐重任，又保证其在法治的轨道上履职，才有可能达成人大架构下我国监督体制的良性发展。[xxxix]这意味着经历了一定时期的法治探索，法律监督开始从以往的宪法理念演变为宪法概念，我国检察权法律监督的宪法属性得到明确和强调，法律监督成为宪法规范。（三）有助于保障党内法规的适用和实施 党内法规的制定只是起点，最终能实施才能实现立规目的。

另一方面能够为人们判断某一部党内法规的质量提供客观的标准，特定的党内法规是否符合明确性、规范性要求，对是否与上位规范相协调能够比较直观地判定，从而促使党内法规制定者主动提升立规质量。中央党内法规多数都规定了具体的解释机关，但在其实施中不可避免的会对具体的条文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不可能做到随时都去请求有权机关予以解释，绝大多数时候都依赖于实施或适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理解，这就有可能产生理解者的偏差，如果党内法规制定得科学合理，歧义较少，语言准确、规范、通俗，将减少理解者偏差存在的空间，保证党内法规的实施不变形、不走样。党内法规也应当能通过其名称判断上述三个事项，如《湖北省实施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办法》，表明其实施领域是湖北省，调整内容是党的巡视工作，其由地方党委制定，位阶低于党章及中央党内法规。《立法技术规范》规定对立法目的表述应当用为了，而不用为，但是，在实践中，中央层面的党内法规的立规目的的表述较为多样，二者均有使用，但是使用为远远多于使用为了。

[16]如果法律用语不准确，极容易产生歧义将影响规则的实施。如果将来出台了党内法规制定技术规范，为了保障其能够得到贯彻，就应当设定相应的制度来保障党内法规制定技术规范的落实，来确认相关的党内法规制定主体是否严格遵守制定技术规范的规定。

总则一般在第一条规定立规目的，但也有部分党内法规未写明制定目的，如《中共中央关于地方党委向地方国家机关推荐领导干部的若干规定》。四、结语 党内法规的完善是一个系统工程，较之国家立法而言，党内法规的建设历程相对较短，党内法规的体系、科学性、可适用性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此外，就法律而言其名称应当由适用领域、法律调整内容以及法律位阶三部分组成[11]。绝大多数法规均会明示自己立规的根据为何，如《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的制定根据为党章，还有的是笼统地写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央有关规定。

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党内法规 技术规范 立法规范 立法技术 。孟德斯鸠曾言：重要的一点，就是法律用语，对每个人要能唤起同样的观念。[3]上述问题在党内法规制定过程中同样存在，这就要求今后在党内法规的制定、修改、废止中要补足短板，提升党内法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强党内法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而制定并遵循党内法规制定技术规范即是可循的路径之一。2.绝大多数党内法规未设置目录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印发的《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一）》的规定，法律设有章、节的，在正文前须列目录将各章、节的名称按序列表述，各章下的节单独排序，附则单列一章。

党内法规用语应当严谨，部分用语应当前后一以贯之。而作为基础的规则若制定得不好，过于抽象、规则不健全、体系不完整、规则间相互打架，势必会影响党内法规的实施和适用。

不同制定主体由于所要规范的事项、工作内容、工作人员素质、实践经验以及观念等方面的差异，难免会出现制定的党内法规良莠不齐的状况，通过统一的制定技术规范，规定不同层级的党内法规遵循统一的制定要求，确定其语言表述方式、文本结构、专业术语定义和专业术语使用等方面的技术，使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保持协调一致，形成和谐统一的规则体系。《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以下简称《备案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备案审查的主要内容包括是否同上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抵触。

法律设有编、章、节的，各章连续排序，附则不单列为一编或者一章。虽然二者所要表达的意思无差别，但上述差异不利于保证党内法规的统一和严肃性，对二者的表述应当统一（二）宪法适用体制决定了一般法律监督权的宪法性 一般法律监督是一种普遍监督，但这种法律监督的运作应具备宪法性监督的性质和功能，实现监督的宪法要求，这可以结合我国宪法适用原理认识。参见蔡定剑:《国家监督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228、229页。七九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为保证各个国家机关能够按照法律要求行使权力，需在外另设机构专责监督。

八三检察院组织法延续这种定位与安排的同时，对刑事法律监督权等作出强调。这是因为，自七九检察院组织法起，我国宪法和法律 （八二宪法以及八三检察院组织法等）对检察机关职权的概括性表述均不再以负最高的检察责任行使检察权等语句进行表达，而是采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表述。

[xliv]许崇德、何华辉:《我国新宪法同前三部宪法的比较研究》，载《中州学刊》1983年第1期。[lxviii]姜涛:《庭审中心主义视域下的检察制度改革》，载《河北法学》2016年第1期。

多年以来，我国法律监督虚化、刑事司法过程中人权保障不彰，均与宪法精神的缺位有着密切关联。二是检察机关探索进行行政和民事违法监督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制度需要，宪法权限的配置应该与时俱进，不能却步不前。

梁洪霞:《我国法院援引宪法说理的实施问题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7期。修订检察院组织法的职权列举条款，应尊重组织法的统合指导作用、实现诉权监督引领下具体监督职权的体系化重构，根据监督型宪法控权原理、配置对国家监察委履职的衔接和监督条款，参考合宪性解释理论、写入法律监督的宪法要求条款等，以促进检察监督职能优化、配合国家宪制调整，并合理彰显法律监督的宪法价值。参见童之伟:《宪法适用应依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xxviii]王锴:《宪法变迁:一个事实与规范之间的概念》，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i]由检察机关专门[ii]履行法律监督权是我国检察制度的重要特色。由于保全规则的运用既涉及到对宪法内涵的解释，又涉及到运用这种解释对法律法规进行合宪性审查，属于德国法上所谓狭义的合宪性解释，是一种规范审查方法。

[xv]田夫:《什么是法律监督机关》，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3期。因此，应处理好监督的主动性与事后性、程序性、外在性的关系，不仅应充分呼应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需求，而且应充分尊重其他国家机关履行其宪法职权的第一顺位，针对所监督机关履行宪法职权的相应规律和不同特点，合理探索异体监督的方式方法，在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寻找到妥当的角色定位。

在监督职权上，不仅要对刚性较强的同体监督职权 （主要包括审查起诉、刑事公诉、补充侦查等），以其处于诉讼过程中，作出符合诉讼规律的科学监督安排。因此，并列论认为，第一条与第五条之间既存在并列关系，亦存在递进关系。

其第4条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广泛职权，主要有对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守法的监督权，刑事案件公诉权，侦查监督权，审判监督权，执行监督权，劳改监督权，民事公益诉讼权。人民检察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八三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基本延续了这种规定。[lxiii]王桂五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lxxx]根据《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有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教育，对其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之权。童之伟:《宪法适用应依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

鉴于一般监督指的就是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宪法和法律，行使检察权。1983年修改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符合八二宪法的相关精神和用语，因此，对于第2条有关人民检察院的设置、第20条有关人民检察院的机构设置、第22和第23条有关人民检察院的人员任免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大体框架没有改动。

《共同纲领》下《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五四宪法以及七八宪法中规定的检察机关的一般法律监督权逐渐湮没无闻。究其原因，在宪法原理上来说，首先，是由于我国宪法规范本身的纲领性和章程性。